陈光高璇／文
70岁的比利时人范克高夫（GilbertVanKerckhove）住在北京朝阳门附近。他在家里专门腾出一间屋子，放置在中国获得的各种荣誉，三十多张奖状、证书、和中外领导人的合影挂满了他办公室的一面墙，桌子上摆着一排奖杯、水晶纪念碑、中国航天和奥运等主题的纪念礼物。
有一天，范克高夫把墙上的荣誉证明、桌子上的奖杯全部拿下来，装进一个一米多长的箱子里。他心里想着，要把这些荣誉带给那些人看。
那些人是出入境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年，范克高夫打算申请一张中国绿卡。此时距他首次来华已经三十多年了。这期间，他为北京市投资局做过顾问，在北京市奥运会团队里承担过多项工作，长期担任比利时王国外贸部部长中国高级顾问。因为他在中西交往中的贡献，获得了包括外国人在华最高荣誉中国政府“友谊奖”在内的各种奖项。
即便如此，他申请绿卡时，仍然遇到不小的困难。“过程让人沮丧。”范克高夫向本刊回忆道，办理绿卡的工作人员，不断要求他提供各种证明，“没完没了”。
不得已，他把所有的荣誉、资料都装进那个大箱子里，带到出入境管理部门，“我想告诉他们，如果我拿不到绿卡，在中国就没外国人能拿到！”范克高夫说，最后那个工作人员对他说了实话，“我们不想发‘绿卡’给外国人”。
在过去14年里，这是外国人在华生活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片段。“从狭义上讲，绿卡是目前移民中国的主要方式。”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国福说，获得中国国籍的方式，目前还不系统，可能性很小。
一张“绿卡”成了观察中国对外国人态度的一个角度。与之相对，在外国人眼里，“绿卡”也成了中国开放程度的一根标尺。从年3月份开始，这根标尺发生了巨大变化。
“鱼缸里的生活”
“我一开始可没想久留，”范克高夫端着清朝宫廷花样的马克杯喝了口咖啡。“年我来中国前，身边的朋友都说我疯了，他们觉得中国太危险，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当时网络不发达，西方对中国有很多误解，我在比利时根本不知道中国什么样。”
范克高夫用于办公的那间屋子里，柜子顶上摆着一幅雷锋的大画像，写字台旁的墙上贴着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的名单和头像，北京奥运的吉祥物福娃被摆在柜子显眼的位置。这是一间充满了中国元素的屋子。
据人民网资料，范克高夫算是最早来华的外籍商务人士之一，为中国引进了第一笔国外政府软贷款（条件优惠贷款或可用本国货币偿还的外币贷款）。90年代，他作为法国阿尔斯通驻中国华东地区总经理来到上海，参与了上海地铁3号线及浦东金茂大厦等重大项目的建设。年底，他受北京投资促进局邀请，成为北京市政府的高级顾问，向来华外商介绍北京情况，起到中外交流的作用，也与北京市政府建立了紧密联系，被人民网评为“新中国60年最具影响的海外专家”。
像很多外国人一样，范克高夫起初只想在华体验一两年就走。年，他一度试图“逃离中国”。从泰国、越南、老挝、印尼到巴西，他离中国越来越远，但不管他走到哪里，与中国的关系就没断过。即使在巴西，他都经常参加华人聚会，或者时不时和中国客户开会。
“我试着换工作，换环境，离开中国，但总有来自中国的声音，他们说我是‘中国的人’，必须留下来，也老有人问：‘老范，你什么时候回来？’”范克高夫说，这些声音大部分来自熟悉他的中国商人和官员，也有小部分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
虽然私下里，“老范”有很多中国朋友，也成为中国和西方交流的中间人，但他仍能感受到政策上对外国人的提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国人的态度还是比较防范的，更多的是从安全管理角度想怎么防，怎么安全，还没有引进国际人才这个意识。”
80年代初期，范克高夫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北京饭店，过着一种“鱼缸里的生活”。周末，他会和在京的外国朋友聚在饭店大厅一角聊天，这是他最期待的娱乐活动。他们戏称那里是“北京动物园”——大厅内外往来的中国人总会向这群“老外”投来好奇的目光。
直到年，北京远郊多块限制外国人进入的标志牌才被拆除。到年，北京才取消了宾馆“涉内”和“涉外”的区别。此前，外国人必须住在专家楼、使馆区或涉外宾馆。这些规定的改变虽与人才引进制度并不直接相关，但都透着中国对外国人态度的缓慢解冻。
年，拿到中国绿卡后的范克高夫（
视觉中国图）初级阶段
年，范克高夫乖乖回到中国，再没长期离开。当时在华外国人本来就少，获得政府信任的人就更少，但中国对外合作日益增多又急需外国专家，特别是申奥成功后。范克高夫迎来了机会。
年，他成为北京市计委奥运项目的投资促进专员，协助确定大型奥运场馆的建设项目。在“鸟巢”和“水立方”的国际化招标中，他周旋于各国使馆、代表团和商会间，成为北京的“说客”，为奥运场馆的建设争取到大量外资。
“我现在回比利时老家都不知道每天干什么，好无聊，那里就像一个村子。在北京，我每天都有很多新的事做，我喜欢挑战。”范克高夫说。按年龄算，范克高夫已是北京老大爷，但他每天去健身房，天气好时就骑自行车，跑了五次北京马拉松，身材精瘦，说话时语速飞快，手舞足蹈，眼睛发亮。他在北京组建了一个叫“老中国通”的俱乐部，只有在中国待了十年以上的外国人才有资格参加。
最近，他在俱乐部里，认识了一个“新人”，美国人鲍尔（WilliamDouglasBall）。
鲍尔是来中国的，当时他刚拿到工程师博士学位，先到广州工作，和中国朋友合开了家旅游公司，年，鲍尔来到了北京。当时，范克高夫正在为绿卡的事情焦头烂额，而鲍尔，早已经知道这个事情有多艰难了。
与简历耀眼的范克高夫比，鲍尔更接地气。62岁的鲍尔面色红润，心宽体胖，说话慢条斯理。他享受北京的“APEC蓝”，和常去的必胜客店里的服务员关系铁得很，常互开玩笑。首次来华前，他甚至不知道中国在哪儿。鲍尔留在中国的一大原因是爱情。大学期间，他遇到了一位广州女孩，二人便在广东安家。他觉得中国人普遍友好，社会安全，不会担心枪支犯罪等问题。
按照此前的规定，外国人来华居住要办居留证，只是办理起来更为不易。据《廉政瞭望》刊登的一组数据，新政权成立后到年代，中国只给不到位外籍人士办理过永久居留资格。其他人要么是临时居留，要么是非法居留。
年，鲍尔在中国居住了12年了。这一年的8月，公安部、外交部颁布实施了《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即中国的“绿卡”制度。原则上，持卡人可享受国民待遇（除政治权利和法律法规规定不可享有的特定权利和义务外）。也就是说，有了这张“绿卡”，在华外国人在出入境、就业、购房、子女教育、社保等领域将获很大便利。
当年底，鲍尔在政府公告上看到这则新闻，马上上网查了英文细则，心却凉了一半。
“绿卡”申请分为投资、任职、特殊人才、亲属投靠四大类。其中，投资类要求申请人在中国投资合计万美元以上，连续三年投资稳定，纳税记录良好。任职类则要求申请人担任副总经理、副厂长或副教授以上高职称，且连续任职要满四年。
在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国福看来，这个版本的“绿卡”制度，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官本位。“人才在单位里面必须当官，不当经理、厂长就不是人才了？申请人一定要在重点企业、大学就职，普通单位就没有人才？这还是中国传统思路。”
鲍尔觉得自己开的旅游公司很难符合标准。5年初，他特地去广州公安局柜台咨询，但工作人员说，政策刚出，怎么办理他们也不清楚，还要等通知，让他过几个月再来。当时鲍尔周围的外国朋友也不了解“绿卡”规则，但所有人都跟他说这卡不可能拿到。
“咱们04年才有‘绿卡’制度可说是非常晚了，”刘国福对本刊说，中国的“绿卡”制度不仅与美、加、澳等传统移民大国比年轻很多，就跟日、韩、台湾地区比，也慢了很多年。“客观说，中国的移民政策还处在比较初级的阶段。”
看到这些严苛的条件，鲍尔打算放弃了。但一位在广州政府部门工作的中国朋友多次鼓励他申请，还硬塞给他一份申请表。既然如此，抱着碰运气的心态，鲍尔递交了申请。一嘲绿卡闯关”之旅也随之开启。
闯关
第一关：盖章
众多需要提交的材料中，包含一份无犯罪记录证明。要回美国开无犯罪证明并不难，难的是证明这张证明是真的。
鲍尔向本刊介绍，当时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只给开证明。申请人要盖章需亲自去，鲍尔当时国内工作忙，让一位律师朋友以公证人身份代自己去申请盖章，而且这个律师还要再去华盛顿的政府部门证明自己公证人的身份。最后，这份无罪证明要发给中国驻美大使馆盖章，证明这个文件确实来自美国。原本一页的无罪证明，算上所有附加手续，共包含了30张文件。
“这真的太疯狂了。”鲍尔说。光是拿到这份证明，他就用了6个星期。
一位二线城市出入境管理局人员向本刊介绍，申请“绿卡”所需的材料对各国申请人来说都有难度，像无犯罪记录证明有效期只有半年，超过半年就白开了，很多人要找机会回本国后才去准备，这样常有材料过期的风险。
年，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原人社部副部长王晓初也坦陈，自己在人社部期间主抓“绿卡”审批工作，要协调25个部门，最后25个章就占了3页纸。
第二关：政治背景审核。
好不容易交齐了材料，鲍尔开始静候结果。一天回家，他发现街坊四邻都用异样的眼神打量他，让他浑身发毛。当时，鲍尔住在华南师范大学附近的一座居民楼，大楼共25层，每层6户人家，鲍尔是楼里唯一的外国人。
年8月23日，戴着红袖箍的高天瑞已经在北京生活了22年，他经常像“西城大妈”们一样，做维持秩序的事儿（
视觉中国图）“我也没做什么坏事，他们为什么都看着我？”鲍尔觉得莫名其妙，直到他和一位邻居详聊，才知道原来当地公安部门曾两次来此调查，每层挨家挨户地询问他的情况。
鲍尔一听，紧张了起来。他当时有个“小秘密”：申请“绿卡”的前一天，他和一位中国出租车司机吵架，双方都动手了。
“我想到这事，觉得他们肯定不会给我通过‘绿卡’了。”不过鲍尔多虑了。警方从来没过问这起冲突，他们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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