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90年代，PeterHessler何伟结缘中国，他作为美国和平队队员被分配到四川涪陵。他用文字记录了在中国的生活与观察。何伟选择再次回到中国教书时，恰逢新冠疫情爆发。他用微电影的视角，以顺叙加插叙的形式分享了疫情期间在线上与学生互动的所见、所闻和所感。何伟对中国抗疫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政府基层执行力予以了肯定，借学生的视角描述了抗疫中平凡而感人的故事，但行文中不乏他个人对中国体制与社会治理的偏见，以及对美国价值观的辩护。观察者网翻译全文，谨供读者参考。
在回到我任教的四川大学课堂之前的几天，当我骑着单车穿过大片荒芜的校园时，我遇到了一个机器人。这个四四方方的机器人高度大约齐我胸，长度比高尔夫球场小车略短，脚下四轮，正面有一个看似像传感器的T字型装置。它从我面前滑过时，电子马达哼鸣着。于是我转过身跟在它后面，保持一步的距离。
那天是5月27日，离我上次回川大江安校区已三月有余。这个校区在成都的郊区。2月底，春学期马上要开课了，我急着到校区回我办公室拿文件。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全国范围的“禁足”当时已持续近一个月。新冠肺炎最先爆发的城市武汉位于成都以东，相距七百英里。校方已通知教职工，至少是本学期初，所有课程教学都将在线上进行。
那段时间，看似只要离开中国就能躲过疫情，川大的一些外籍老师已经离开。美国驻华使领馆的非核心工作人员以及留守外交官的配偶和孩子也都已经撤离。整个2月份，我在美国的亲友非常担心，纷纷发来邮件。我告诉他们请放心，我的家人安好，我们已决定留在成都。尽管在那个时候新冠肺炎病例非常吓人。2月20日，中国官方公布的死亡病例达到例。
自那之后，大家对这种流行病的看法有了变化，这个学期也变得尤为漫长。开学后的第三周，这场流行病正式被定性为“大流行”。第六周，美国死亡病例数已超过中国。那周开始，中国边境对外国人关闭，而撤离方向开始转变——在美国、欧洲的中国公民拼着命要回国，其中大部分是留学生。中国是第一个遭受疫情的国家，也是最早控制住疫情、回归正常生活的国家之一。第十一周，我一对九岁双胞胎女儿复课了。第十三周，是我自疫情爆发以来第一次坐飞机。5月27日，也就是开学第十周，我终于回到了学校。
我一路跟着这位机器人，直到它在一排宿舍前的路上停下了。此时它发出了电子声：“到达站点”。这条路空无一人，因为大部分本科生还未返校。出了一条新校规：除非得到特别批准，否则任何学生返校之后不得离开。校区的每个大门都设有人脸识别的扫描机器，而且是专门适用于戴口罩的情况。那天当我走进校，机器扫描面部时，一个门卫告诉我不用摘下口罩，自动显示在屏幕上的有我的名字、体温和教职工证件编码。但作为老师，我可以进，也可以出，这一点跟学生不同。
我站在机器人旁候着，环顾整个安静的宿舍。终于有三个学生带着口罩、拿着手机，从不同方向走来，他们每个人在机器人背后的触摸屏上输入密码，然后机器人弹出一个小盒子，露出里面的包裹。
其中一位学生告诉我，这个包裹是她在淘宝上买的东西。淘宝是阿里巴巴集团旗下也是中国最大的电商网站。在疫情之前，学生在是从校园里的“菜鸟”仓库取包裹，菜鸟的大股东也是阿里巴巴。如今，机器人也加入了送快递的行列。这位同学告诉我，当机器人快到宿舍时就会打电话、发短信给她。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跟着机器人，以为它最终会带我去找它的主人。每当我跟得太近，喇叭就会响；如果我在前面急转弯，机器人就会停下来。当我试着朝它大喊大叫时，它没有回应。机器人时不时停下来播报：“到达站点”。然后就会出现戴着口罩的学生，手里攥着手机，径直朝我这个方向走来。在寂静的校园里，感觉就像恐怖电影《疫情下的孩子们》中的一幕。
最后，机器人停在了校园远处的一个“菜鸟”仓库前。一位穿蓝色背心的工人走了出来，开始往机器人身体里装包裹“我们现在有三个（这种机器人）”，他接着说，菜鸟工人每天晚上都会回到校外的仓库，用机器人这种办法是为了减少与学生接触。
接着，我又骑上单车，直奔自己办公室。一路上经过一排白色帐篷，上面用英文写着“中国卫生”。其中一个隔间里，戴着面具的护士坐在桌子后面，桌子上有两个装在小盒子里的玻璃温度计。她告诉我，如果有人在检查站显示体温过高，这个人就会被送到帐篷里作细致检查。如果有必要，下一步是到校园诊所进行咽拭子测试。接着我来到自己的办公室，那儿已经放了一个给我的包裹，里面装着学校为我返校准备的一些用品：五个医用口罩，一双橡胶手套和一盒Opula酒精棉。尽管离开了三个月，办公室里一切看起来都很好。有什么人或什么东西一直在给我的绿植浇水。
去年8月我来到川大，用英语教非虚构写作课和大一写作课。我和家人之所以搬到了四川省会成都，部分是因为年到年间我在美国和平队（PeaceCorps）担任大学教员。那时候四川还比较穷，我的学生大多来自农村。在那之后，我就没教过书了，这一“缺席”就缺了21年之久，整整一代人。
年美国肯尼迪总统建议成立和平队，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美国外交政策
我回到成都是希望能重新接触到中国教育事业，我期待回到课堂见见年轻人。但当春学期开始时，在成都中部的我被困家中，琢磨着怎么用我们系里匆匆忙忙搭建的在线平台。中国有将近万大学生以及约1.8亿学龄儿童在上网课。每天大约从早上8点开始，这些用户开始登录一些平台。由于这个学期都是远程授课，流量猛增有时让这些平台不堪重负。许多小学还没有尝试互动式课堂。我的两个女儿艾莉尔和娜塔莎，在当地的一所公立学校读三年级。她们老师在网上发布了一些短视频课程，家长们可以随时连网、随时播放。
我在中国认识的老师没人在用Zoom软件这种让每个人都出现在屏幕上的美式授课方式，我们的学生是隐身的。如果你打开摄像头，画面只能看到老师，尽管这样也会有些问题。在我的非虚构写作课刚开始时，我试着直播一节课，但是系统卡顿了很多次，我只能放弃了。之后我避免用视频。每周我都会准备一些低像素的照片、地图和文档在屏幕上分享，然后我和学生通过音频和打字进行交流。
在三个班里，我教了大约60个学生，其中只有一位我见过本人。我常常会让某位学生打开自己的麦克风，逐渐能把声音和名字对上号。中国学生经常给自己取英文名字，在20世纪90年代他们与外界接触还很少时，我们满教室都是中国狄更斯式的人物：叫“黛西”的是个高个子男孩，叫“椰子”的是个漂亮女孩。二十年后，我还留着一些学生的照片：长着雀斑的“懒汉”，戴着金丝边眼镜的“黄黄”，还有瘦得像一个四川稻草的“房子”。那时候，中国农村的人把拍照看作一件严肃的事，大家站得正儿八经，很少微笑。
现在我在屏幕上看不到面孔，光看名字似乎进入了一个更传统的时代。在我教的大一写作班上有艾格尼丝、佛罗伦斯、詹姆斯、大卫、安迪、查尔斯、史蒂夫和布莱恩。每当这些名字出现在电脑屏幕上，我就会想起在密苏里州中部和我一起长大的孩子——年，当时我上五年级，班上有三个布莱恩。后来，美国人就不给自己的孩子起这样的名字了。但现在在重庆有好多“布莱恩”。大部分川大的学生都来自于新兴中产阶级家庭，我想通过英文名字的变化来追踪中国的崛起——也许有一天，不再用凯特琳（Caitlyns）、艾登斯（Aidens）和麦迪逊（Madisons）这些名字。
我很高兴看到在非虚构写作班里有位大四学生取名叫西叙福斯（Sisyphos）。当然，还是不乏一些怪怪的名字，尽管现在这些名字常常能体现出。在一堂大一新生课上，有个叫“库里”（译注：金州勇士队斯蒂芬·库里）的体育迷和一个叫Rakim的说唱迷。库里总是穿着蓝色和金色的衣服（译注：金州勇士队服），在网络课堂上摆弄护嘴器（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他写了一篇很尖锐的文章，批评中国国家足球队问题。Rakim分析了一档名为“中国新说唱”的真人秀节目，该节目出于某些原因禁止留细发辫的中国选手参赛。尽管Rakim呆在在湖南东部出不来，但他清楚地认识到可以适当利用美国少数族裔这个话题。他写道：“在我看来，这项规定不仅是对黑人文化的侮辱，也是对参与者应有权利的侵犯。”
网课里传来的这些声音来自全国各地。这些年来，像四川大学这样的院校在逐渐减少本地生源，这是高等教育在往前进步的原因。我经常在学生当中做调查，试图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分布在15个以上的省市，有的来自遥远的西南部云南省，有的来自与朝鲜接壤的吉林省。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从这学期开始时都处于同样的状况。上课第一周，我询问了学生们的情况，超过四分之一的表示他们已经一个月没有出过自己的宿舍了。
中国的隔离措施比世界上几乎任何地方都要严厉。居委会是最基层的党组织，由他们落实这些规定。在许多地方，他们要求每户家庭只能派一个人每两三天出去采购一次生活必需品。如果某户人家疑似接触过新冠病毒，那么在进行核酸检测和接触者追踪时期间他们的大门会被关上，这种情况不是不存在。90年代我教过的一个学生寄来了一张门的照片，是她所在社区的一户人家，门上贴着两张封条。
基层组织在新冠疫情阻击战中树起了不可替代的重要防线
在我自己家，可以看到居家隔离对我女儿们产生的负面影响，她们非常渴望与其他孩子交流。但不得不承认，中国严格的隔离措施，以及关闭边境、追踪接触者这些办法，切断了大多数的社区传播。2月20日是我回学校的那天，也是最后一天成都市政府通报有症状本地确诊病例。成都人口约万，但自2月底以来只有71例有症状病例，而且所有都是输入型病例。每个病例都是中国公民乘坐了国际航班抵达，然后直接从机场前往接受隔离与治疗。成都防疫成功的例子很能代表中国的抗疫成绩。在我的一项调查中，我问同学们认识的人里有没有被感染的。没有一个人遇到过。
在第六周，我问，“你现在可以出社区了吗？行动还有限制吗？”我得到的回答又是一致的：从云南到吉林，我的学生现在都可以出门活动了。因此我决定派他们去做一些报道。
我唯一见过面的学生叫瑟琳娜。她住在四川东北部的一个四线城市，父母的工作很普通。每当我在课堂上点名瑟琳娜（开麦克风）发言，我都会听到交通的声音：发动机声、喇叭声、人声。这学期快结束时，她解释说，她住的房子条件很差、墙很薄，而且外面有一条繁忙的马路。瑟琳娜是独生子女，她的同学差不多都是，但比起其他同学她似乎缺乏一些对未来的信心。有一次，我问我的学生是否认为自己的生活会比父母那一代更好；在52名受访者中，只有瑟琳娜和另外两位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会和父母那一代一样，甚至更糟。
瑟琳娜第一次提出申请上我的非虚构写作课时，我拒绝了她。当我准备搬到中国时，为了限制班级人数，我要求申请者提交写作作品。秋学期第一天，瑟琳娜还是出现了，然后她发了一封电子邮件问她是否可以旁听。我不接受旁听，但她邮件里的一些内容让我重新考虑了。我跟瑟琳娜说过她可以修这门课并且拿学分。
从一开始，她就很突出。她本专业是英语，文笔很好，尤其她的报道写作让我印象深刻。她个子矮小，害羞且谦逊，但她似乎明白这些品质能让人感觉放松。秋天，我要求学生们开展研究项目，瑟琳娜加入了一群有感召力的四川人天主教徒，他们组织避静、祈祷，并因上帝的力量而哭泣。然后为了下一个项目，她又去了成都一家同性恋酒吧。这种转变并不像听上去那么突然，因为成都本身就是以基督教和同性恋社区而闻名。在美国，这样的组合是违背逻辑的——旧金山（译注：著名同性恋大本营之一）和科罗拉多斯普林斯（译注：美国天主教教区之一，而天主教不承认同性恋合法）最终走到一起。但在中国，基督教徒和同性恋者都是边缘群体，他们更有可能在成都这种以包容著称的地方蓬勃发展。
秋学期时，我注意到一个现象：许多学生都很擅长报道性写作，而瑟琳娜就是其中之一。四川大学是中国排名前三十的高校之一，但是我的学生里少有传媒专业的。即使在新闻系，本科生也很少做大量的实地工作，因为中国的新闻专业课程强调理论。一开始，我不确定我的学生是否适应这种自主型课题，尤其是刚参加完高考的大一新生。过去20年里，备战高考不断强化，一部分是因为独生子女家庭通常会把精力和资源集中在孩子的教育上。因此，备战高考成了一项残酷的苦力劳动，高中生几乎没有机会培养创造力或独立能力。
但我很快意识到，尽管高考有很多缺陷，但它培养出了勤奋的研究型人才。学生们对“无聊”有极高的忍耐力，而这正是有效新闻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当我讲解细节的重要性时——数据、标识、标语、导语、面部表情，学生们就会去收集这些数据。我教的大一写作课上全是工科生，没道理要给他们布置新闻课题作业，但没有人抱怨。即使是这些独生子女，似乎也没有什么权利感。秋学期快结束了，当瑟琳娜一头扎在天主教社团和同性恋酒吧里，我才意识到之前我没能成功帮她注册上这门课。行政部门告诉我现在操作太晚了，她不能获得学分。瑟琳娜上非虚构写作课的经历一波三折——先是被拒绝不能上课，然后不能获得学分，但她的反应竟然是客客气气的问我，能不能把学期内作业完成，然后春学期再上一次这门课。这个传统始终没有改变：在中国，学生总是很尊敬自己的老师，即使这老师是个白痴。
当我们从自我隔离中走出来时，我让学生写一个人或一家机构是如何应对疫情的影响的。在南京周边，安迪的家人认识一个经营呼吸机工厂的人，所以他去这家工厂考察了，了解到该厂家产量增加了十倍以上。在东北辽宁省，莫莫研究了一家销售量大幅下滑的国有烟草公司。有报道称，在疫情隔离期间，美国的烟草使用量有所增加。但中国人吸烟通常是为了社交，比如在宴会和晚餐上点燃香烟，并以盒装香烟作为礼物。这家烟草公司的会计告诉莫莫，他们在疫情后时代的企业战略之一就是向购买香烟的零售商发放口罩和消毒液，无论从哪个维度衡量，这都是一种公共卫生的新视野。
我喜欢来自不同地方对生活的一瞥。在西安，伊莱恩去了一家女同性恋酒吧，她注意到酒吧老板给一些啤酒进行温热，因为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女生喝冷饮不好。西叙福斯讲述了一位药剂师，他谈了如何规避政府关于禁止哄抬口罩价格的规定，尽管他的责任感让他没这么做。弘毅跟踪报道了成都一家国有银行，向信贷经理了解一项允许受疫情影响的借款人申请延期还款的新政策，弘毅称有人打电话给这位经理询问这项政策的有关情况。这个分行批准了22位客户的延期还款申请。在另一家分行，所有申请人都被拒绝了。
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从经济层面来看，在很大程度上个人似乎得靠自己。今年4月，中国出现了经济收缩。但刺激政策仍然保持温和：中国政府没有像美国那样向许多公民直接“撒钱”，而是给企业家一些空间，让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解决办法。在成都，市政府允许商贩在街上摆摊。这样的商贩在90年代很常见，在那之后开展了城市管理整治的工作。现在，各种摊贩突然又出现了。每到傍晚，小区周围的人潮让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的成都。
许多摊贩告诉我，他们是从工厂或其他行业的低层岗位上下岗的。但即使是有稳定工作的人也经常发现他们的薪水降低了。今年5月，当我飞往杭州时，国航的一位空乘对我说，她和她的同事现在是按飞行时间拿工资的，而她现在拿到的是最低工资——正常工资的四分之一。对飞行员来说，减薪幅度可能更大：一位为海南航空的男飞行员告诉我，有那么两个月他的工资不到正常工资的10%。我有很多类似这样的谈话经历，但人们通常会说他们还好，因为有一定储蓄。
与此同时，他们对稳定性的期待也比较低。中国的中产阶级才刚刚崛起，还没有自满的资本，这也是他们存现金的原因之一。他们习惯了政策或环境的突然变化。一位来自河北省名叫凯茜的学生记录了一位经营着小企业的创业家，他最开始是做酒品销售。年，中共禁止使用公款宴请和其他娱乐活动消费，作为全国反腐运动的一部分。之后，这位陈老板的企业销售额直线下降。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陈老板转向了一种“不易腐败”的产品：牛奶，成功转型成为一位牛奶经销商。但随后爆发了新冠状疫情，一切又推倒重来了。陈老板和他的配送团队开始了为期两个月、每天十个小时的跋涉，与沿途每一家商店的老板交谈。他推出了一系列巧妙的促销活动，到5月初，他的销售额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他对凯茜说：“事实上，我非常感激这场流行病。如果不是因为疫情，我可能不再有机会和售货员一起去商店了。”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改变公司的名称——公司名里一直有“酒”字。凯茜问，对于卖牛奶的，这个公司名是不是个问题。陈老板说，“他们不看你名字是啥，他们看你具体卖啥。”
当政府认为人民总能想到赚钱的办法时，他们采取的公共卫生手段会截然不同。留给个人的选择余地很小，但也很少让个人承担责任。隔离措施得到了严格执行，任何受感染的人都被立即从家中带走，然后在公立诊所进行隔离。到4月初，所有从国外入境的旅客，不论国籍，都必须在政府指定的隔离设施接受为期两周的严格隔离。
中国海关疫情防控工作包含人员分流、体温检测、采送样、卫生处理等10多个岗位
我偶尔会在官方公告中看到表示社交距离的中文术语“安全距离”，但我从没听人口头说过这个词。当然，这在公共场合基本没有实现。隔离结束后，地铁、公交和火车很快变得拥挤起来。我去杭州坐的是飞机，机型是空客A，机舱里个座位都坐满了。当我采访企业或外交人员人时，我们互相握手，就像疫情之前那样。行人还是在街上吐痰。在室内和交通工具上，戴口罩仍然是强制性的。除此之外，在与人接触方面几乎没有改变。
我女儿上三年级时，班上有55名学生。开学后，人数减少到54名，一个女孩和家人塞浦路斯度假，结果被困在那里。有人尝试过把课桌分开，但是在一个规模本就不大的教室里要坐下这么多人，说要保持距离，也保持不了多远。学生们通过一个装有体温扫描仪的帐篷通道进入学校。走廊上的标语上写着一首新歌的歌词：
回到学校，我们能做什么?
别害怕，听我说。
戴上口罩，好好学习。
保护我和你是可能的。
最初，学生们戴口罩的热情还是很高的。在第一堂音乐课上，我的两个女儿学到了如何戴着口罩去吹奏长笛——只需把口罩下沿掀上去然后把笛头放在嘴里即可。此外，我还看到一些老师把与便携音箱相连的麦克风别在了口罩上，这样他们就能戴着口罩讲课了。不过到了5月中旬，中国教育部门宣布低风险地区的学生可以不必再戴口罩上课。一些老师在讲课时开始不再戴着口罩，不过大多数学生在课堂上还是没有摘下口罩。此外，我发现孩子们在午餐时间为废弃的口罩找到了新的用途：他们把口罩翻过来放在餐桌上，然后把骨头等食物残渣放在了上面。
女儿的学校里对洗手有固定的时间安排。而且每天下午，校园广播里都会响起“测体温时间到了”的提示。事实上，女儿们每天至少要测5次体温。第一次是从早上6:30开始的，家长们会准时在班级的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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