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封城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
纷纷派机撤侨。
谁走、谁留？
困扰着武汉的国际家庭。
不少家庭选择让一方带着孩子离开，
也有不少选择全家留下。
一名常住武汉的法籍医生说，
“疫情期间，我在武汉能做的比在法国多。”
而另一位日籍教授的回应，在网上广为流传：
“我的研究室里还有中国学生，
我无法抛下我的同事和学生逃回日本。”
不论是离开还是留下的人，
都在脆弱与温情中坚持着。
武汉国际家庭左：晓宇一家右：Fred和妻子
一条和两个做出不同选择的武汉国际家庭，
进行了一次深谈。
在武汉的外国人面对哪些独特困境？
撤侨到底需经历哪些过程，存在哪些问题？
那一个个武汉国际家庭，
现在怎么样了？
自述
晓宇Fred
编辑
叶荔潇钺
Fred的店开在黎黄陂路上，在武汉小有名气
1月23日，武汉封城当天，回爸妈家过春节的晓宇，让英德双国籍的妻子安娜，联系大使馆问问情况。
同时另一边在黎黄陂路上，在武汉生活了10年的法国人Fred，已提前把自己的3家小店打烊，并打电话给中国岳父母解释：“今年的年夜饭不能在一起吃了，你们老人家也不要出门乱跑。”
一位回武汉探亲的澳洲华人摄于去武汉天河机场的路上
在湖北，外国籍常住人口有1.8万，80%集中在武汉。
都说每一个数字背后，是一个鲜活的人；而每一个人背后，可能牵动着一整个家庭。
1月23日武汉封城后，往返武汉与世界各地的航班停飞。疫情风暴中的外国人面临和当地人一样的日常难题：失去公共交通后，购买物资变得很难；儿童和老人需要更多的照顾；本身就医院；有的人本打算春节假期完了就回去工作。此外，他们很可能还多一个问题：中文不够好，不能第一时间获取并理解疫情信息。
于是，许多人开始向大使馆求助。
综合各媒体报道，截至2月22日各国撤侨人数统计
撤侨面前，离开和留下都是一种选择，这种选择不仅关乎个人。一旦去留涉及到一个家庭，问题就更为复杂。
晓宇和他的跨国家庭，匆乱之中、压力之下，选择让妻子带着孩子离开；而Fred和妻子，思前想后，决定一家人一起留下。
我们与这两个做出不同选择的家庭，进行了一次深谈。他们的诸多经历，也映射了武汉乃至湖北的整个外国人和国际家庭群体，在这次疫情中的困境与应对。
讲述者
晓宇
家庭成员
妻子安娜（英德双国籍）儿子3岁
父母、姥姥都是武汉人
现状
妻子带着孩子离开
自己与父母、姥姥在武汉自我隔离
刚逃离澳洲大火，
又陷入武汉疫情
我和夫人安娜，从年起在牛津居住。我攻读牛津大学政治学的博士学位，安娜在大学工作，研究东亚传统音乐，她是英德的双国籍。半年前，我们从英国搬到澳洲。
回武汉是春节过年回家，但比计划得早，我们一月初回来了，逃离澳洲大火。
1月23日武汉的对外交通停止后，我就开始督促安娜联系大使馆，希望她把孩子带出去。一开始，她没当作急事，只登记了信息。她异常镇定，比我们逆来顺受，说没关系，从十二月逃到现在，“我已视作常态”。
1月25日（大年初一）雨夜，武汉封城第三天，一家开车出来加油，到大年初二就出了加油限制
安娜的焦虑始于大年初二（1月26日），广西两岁的小孩确诊。我们的孩子还没到三岁。此前，我们口中说，不会传染小孩，给彼此心里安慰，谁都不敢确信。病毒终究打破了年龄的界限。
而孩子的词汇日益见长，在澳洲学会“大火”，在武汉学会了“咳嗽”和“口罩”。
1月26日，日经新闻报道了日本、美国两个国家准备从武汉接回本国公民；1月31日BBC报道英国撤侨航班抵达
谁走、谁留，
家中开始一场无休止的讨论
1月27日，英国启动了撤侨的计划，安娜打电话录入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她说，我把你的信息写进去了，他们说家人可以一起走。我说，安娜，如果你们能走，我会留下来。我父母、姥姥，还在。年轻人最有可能扛过病毒，我要留下来，直到封锁结束。安娜说，我能理解。
家里开始一场无休止的讨论。
父亲说：“能走一个是一个，你留下来，能干什么？”我说：“我要蹭长假期。”母亲问：“你留下来到底有什么目的。”父亲答：“他不想被人说是逃兵。”
1月28日，德国派军机来的请求被拒。连着两天，安娜挂在嘴边的话是，法国人居然做到了。她如何也不能相信，自己的两个祖国落后了邻国。她终日在房间里打电话、发邮件，不放过一条小道消息。她远在欧洲的父母也已俨然生活在中国的时区。
1月31日，多家媒体援引德国外长HeikoMaas，报道德国将派包机从武汉撤侨
终于，一家人看《别告诉她》时，坐在椅子上的安娜突然立起，我们等她的宣告。
“德国人要来了”，她说，“但是，我们要被强制隔离两周。”麻烦不止于此，离开的人要经过医学检查，有症状则不能走。没有说孩子和家眷可否同行。
英国撤侨飞机想在1月29号起飞，在机场被困两天，争论的焦点是孩子与家属问题。
在家中，母亲把大人的口罩改成儿童用，向内折，用线缝上。父亲找开车去机场的上报机构。安娜不情愿地签下了强制隔离的同意书。我为隔离期间准备儿童电影。孩子惊奇地发现，我们在为出行准备大量日常限额的饼干和电影。我说，这是中国新年，还没有过完。
1月31日夜晚，晓宇全家前往机场
临行前没有人知道要在机场等多久，
我们也没有过多的告别
一月的最后一个夜晚，我们出发了。德国飞机抵达的时间临时提前一天，要求我们八点前到机场。
红绿灯时遇到飙车的摩托，一左一右，在空旷的大路上疾驰。手持名单的检查员在机场收费站，确认后再过军队的岗。机场门口的防爆检测变成了体温测试。出发大厅里有韩国人、印度人、孟加拉人、斯里兰卡人、土耳其人、德国人。
三名德国官员出现，穿橙色马甲。他们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张中式的木桌，两把椅子。从包里，掏出德国国旗放在桌角，开始登记。
多亏英国人前面的拉锯，孩子、家属今天都可以上飞机。我们心中卸下了一块石，但是没有人知道要等多久。
1月31日深夜的武汉天河国际机场航站楼内
时间从八点到了十一点，孩子在机场跑乏，也不愿再戴口罩。我把他抱到车上睡觉，远离机场人群。他非让我抱他在前座睡。过了午夜，我的手臂麻了，也困得睡去，直到手机响起。
凌晨三点半，没有一点进展。机场冷飕飕的。起初防护严密的人群，这时候被击垮，他们摘下口罩和手套，敞开地吃零食和泡面。又这样过了两个小时，我们把行李登记，开始排队体检。
安娜怀中的孩子，穿着红色的袄子，像一团火，睁开眼睛说：“回家，爷爷奶奶家。”我们没人搭话。
我说，“这次不陪你和妈妈了，要是妈妈不让你看佩奇，你打电话给我。”他说，一起走。行事匆忙，我们都没顾得上给他打要分离的预防针。
我们没有过多的告别，两天没怎么休息，口干舌燥、头昏脑胀。他们消失在白色和黄色防护服的身影里。飞机第二天早上九点才起飞。
德国盖姆斯海姆军营隔离区外景
离开后的隔离：
每个家庭成员压力大，孩子尤其煎熬
现在，我们保持每天的视频聊天，包括和夫人的父母，他们比我们更焦虑。
德国的隔离政策是：每天检查，如果在一百多名隔离的乘客里发现新的感染者，隔离时间就要重新计算，也就是重启两周。这给大家都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撤侨航班上有2个确诊病例。）
营地是单间隔离，和酒店房间差不多，有公共活动的空间，可下楼在院子里活动。隔离区由德国红十字会的志愿者运行，亲友不能送包裹进去。
一开始的条件不能满足家庭的需要，比如孩子用的食品和餐具欠缺，吃的也较简单，后面做了调整。第二天，志愿者带来了孩子的玩具，饮食上也逐渐丰富。同行的隔离人里有瑜伽教练，组织了瑜伽课。现在大家心态上都轻松多了。
但对于孩子来说，他还是难以理解为什么不能出去，这对他是考验和煎熬。14天隔离期结束后的2月17日，他们又再次进行了检测，确认同批隔离的人都没有出现反应，已经回到家中。
封城后的武汉摄影：王朗Alex
“武断的温情”，
是我在这场危机中对家庭的理解
在武汉，我和父母、姥姥一起居住。现在，我们所在的小区已经完全封闭。
我的母亲说，我们生活在其中，反而没有那么的紧张。死亡离我们更近，认识的人确诊、疑似，但没人会在谈起死亡时，觉得它立刻要临到自己头上。我们紧张时，想的尽是家里谁感染了，朋友谁感染了，要怎么办。即便感染，想到的也是：坏了，亲人和朋友要怎么办，接触的那些人呢。
武汉人没有特别的信息渠道。我们和全国网友一样，从媒体和网络获得一手信息，同时依靠亲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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