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元旦，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持续了长达三十余年的独生子女政策逐步淡出。这份符合国情民意的“政策大礼”被寄予厚望：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老龄化加深、人口结构性问题能得到改善，期盼二孩的家庭也终于得以圆梦。
时隔五年，人口出生率不升反降。年末，澎湃新闻采访了不同家庭背景、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二孩家庭成员，曾经笃定却又放弃二孩的人们，以及长期研究人口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多名学者。
我们希望用真诚的笔触去记录人们的生存状态：不论作出何种选择，你们现在过得怎样？毕竟，每一个家庭的喜怒哀乐和柴米油盐，才是这个时代的珍贵注脚。
我们也希望透过专业的视角，呈现出隐藏在生育话题背后多样的社会问题。
刘婧桐时常忍不住调侃，妹妹就是自己的孩子。
她今年25岁，未婚。妹妹1岁，两人都属猪，差了整整两轮生肖。妹妹出生之前，她一直是家里的独生女。
这种特殊的亲密感，除了存在于姐妹俩悬殊的年龄差中，还体现在她亲自为母亲和妹妹挑选母婴用品的时候：从品牌到材质，从口碑到价格，从孕期到出生后，每个环节她都恨不得一一把关才放心。即便如此，孕产母婴这一陌生领域里“接踵而至”的每个细节还是让她感叹，像是“天天在取西经”。
为了记录妹妹到来前后的这段“特别经历”，刘婧桐自己动手制作了一本相册，相册里近两百张照片。“我想告诉她，她是在全家的期待和爱里到来的，虽然她是个意外。”刘婧桐说。
母亲怀上妹妹时已48岁。在妹妹出生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刘婧桐为母亲作为高龄产妇可能面临的高风险而感到焦虑。
回忆初得知这一消息的心情，刘婧桐觉得自己的不敢置信只持续了不到一刻钟，她心里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没有任何立场去干涉父母的任何决定，就像她并不希望父母试图替她做出人生选择一样。吴涵在知道母亲再次怀孕后，也有过强烈的不安。同为独生女，她曾认为未来“一片灰暗”，甚至怂恿过父母买保险。
今年她21岁，已是一个快2岁小女孩的姐姐。转变心态后，她在某社区网站上写道，“孩子是秩序的破坏者，她打破了一潭死水的生活，却让人看见不断变化而生的希望……人活到最后，不就活个精神追求吗？”
因为父母的决定，他们不得不脱离长达二十年的独生子女身份，并不可避免地对生活产生了一种摇摇欲坠的紧张感。他们做着心理建设，寻找着平衡，跌跌撞撞地走在一条成为姐姐的路上。
难以消除的担忧
母亲怀孕的消息最早是其他亲人透了丝口风。那是年的春节，准备来家里走动的近亲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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