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是富有者，而老年人是匮乏者。”这是美国著名计算机科学家尼葛洛庞帝就数字化时代有关代际差异所做的一个论断。刚过去的“黄金周”期间，无锡火车站为无健康码者设置专门通道，在网络上引发大量点赞和议论。但这也凸显在网络快速发展的当下，老人群体面临的尴尬。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人中，近8成（约2亿人）在年一整年里没使用过互联网。其实，不止中国，发达国家同样面临老年“数字难民”社会问题，《环球时报》驻多国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了解。
德国：信息教育应“从老年人抓起”
新冠疫情正在改变德国老年人对互联网的态度。德国信息技术、电信和新媒体协会（BITKOM）本月初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德国65岁以上老人上网人数从1月的48%增加到49%；认为数字化是一个机会的比例从64%增加到69%；把互联网看作危险事物的比例从33%下降到29%。“互联网对老年人的重要性正在增加。德国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很大，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大力支持。”BITKOM协会主席贝尔格说。
75岁的布里特是柏林一名退休护理人员，她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自己以前对互联网有抵触情绪，认为老年人不会用互联网照样能享受生活，但这次疫情让她明白，不会用互联网甚至无法“独立”生活——远程医疗、购物不会用，网络交流没机会。为此，她专门到社区学院报了一个互联网基础班。现在，她已经能用智能手机和电脑阅读新闻、收发邮件、订购物品、视频聊天。“我感觉自己似乎更好地融入这个社会了。”她说。
德国联邦家庭事务、老年、妇女及青年事务部（BMFSF）部门主管克莱恩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对于老年人来说，进入新的数字领域有很大困难，这既是技术上的难题，也是心理上的，甚至有人称他们为“数字文盲”“数字难民”等。老年人的数字化问题，是政府的一大挑战。
德国政府推出了老年人互联网战略，希望通过基础建设及开展项目，在未来10年把老年人的网络普及率从目前的不到一半提升到80%至90%。德国还成立一个数字机会基金会，资助相关项目。“如果政府在学校投入几十亿欧元来促进数字化学习，那么在老年人网络学习上的资金投入也非常有必要。”德国不来梅大学信息技术专家库比切克如是说。
据了解，德国将培训一批专门的老年信息技术辅导员。这些信息技术辅导员来自老年中心、养老院、社区学院等机构。库比切克说，老年数字化教育必须符合这一年龄层的特点，需要懂得老年人心理的辅导员。德国还将编制相关教材。同时，德国将拨款数亿欧元给3万个老年中心、个养老院等机构购买电脑。每个机构平均配置10台平板电脑。
此外，德国各个社区学院都提供老年人信息技术教学课程，还为老年人提供网上问答平台、线下网络学习“咖啡会”等。相比社区学院的课程，“咖啡会”较为松散，深受不爱上课的老年人的欢迎，他们可以从电脑开机学起，不需要担心学得太慢。
德国各大城市近年来还流行大学生免费住进老人院项目。慕尼黑大学生服务中心告诉记者，这种项目供不应求。老人院为学生免费提供20平米的房间，而大学生则在业余时间教老人们怎样使用电脑，使用社交媒体，安排老人们就诊等。
克莱恩认为，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老年人提升数字化能力不仅有利于自身，也对国家治理越来越重要，可以减轻社会负担，提升国家竞争力。信息教育应“从老年人抓起”。
日本：“老人内阁”不想被时代抛下
约一个月前，71岁的日本新任首相菅义伟率21名内阁成员亮相，却被揶揄为“老人院”，因为他们的平均年龄达到60.4岁。而执政党自民党的干事长、总务会长、政务调查会长的平均年龄更高达71.4岁。年龄，或许代表着经验，但在某些方面也可能是阻碍。
在网络化与数字化进程方面，日本与发达国家、第三大经济体等身份不符，一直受到诟病。在IT概念被热炒的千禧年，时任日本首相、63岁的森喜朗在公开场合甚至将“IT革命”说成了“它（英文it）革命”。不奇怪，森喜朗曾称自己是“电脑盲”。曾任日本奥运担当大臣同时兼任网络安全战略本部副本部长的樱田义孝，在年11月的一次众议院会议上直言“自己并不亲自使用电脑”，当有人质疑日本的核电站资料是不是通过USB进行存储、会不会受到黑客攻击时，他竟然回答：“使用的时候会打个洞吧，具体细节我不清楚。”
如今，菅义伟掷地有声地抛出数字化课题，并为此设立专门机构数字厅，初衷是建立政府各级部门之间的大数据平台，打通各个部门间的行政壁垒。网络办公的确便捷，但作为维护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内阁，都会出现大臣不会用电脑的问题，对于日本社会上的普通老年人来说，数字化的普及就更难了。
眼前刚刚发生过鲜活的案例，而且是全社会性的。今年5月，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日本政府发放10万日元“特别定额给付金”，有个人号码卡的人，可以通过网络申请，大概在政策出台后一周左右就能收到钱。而没有个人号码卡的人，则只能等各级行政单位的工作人员把纸面通知单寄出，收到通知单并填写申请后再寄回。这样一个过程，需要超过一个月的时间。
据《日本经济新闻》统计，截至这一政策落地，日本社会只有1/10的人开通了个人号码卡。开通的人，不懂得使用方法；没开通的人，急于开通。一时间，日本各地方政府的办事窗口前挤满了前来咨询和办理相关业务的市民。
另据媒体报道，千叶县松户市一名叫大谷刚的无业男性，因急需“特别定额给付金”却又没有个人号码卡，工作人员让他办理，他却弄不明白流程，最后急得手持16厘米长刀具冲到松户市政府，被现场逮捕。
尽管日本经历了疫情，但目前还没有取消现金交易，进出各场所也不需要智能手机扫健康码，甚至连网络打车的App都普及得磕磕绊绊。据《朝日新闻》报道，就连东京都政府每日用来收集各医疗机构发送来的检测结果，都是通过传真机来完成。
因此，这样的大环境下，在公共领域，日本老年人还没有明显感觉到因数字化而被时代抛下的不便，也还没有被边缘化。但如何让老年人无障碍地共享信息化的成果，进行数字化“扫盲”，是所有老龄化社会都必须直面的问题。根据日本总务省最新公布的数据，日本65岁以上人口数量达万人，在总人口中占比28.7%，为全球最高。
新加坡：千名“数字大使”深入社区帮老人
9月中旬，新加坡政府开始向其万居民免费发放“合力追踪”便携防疫器，其功能与同名手机应用相似，即协助政府进行新冠病例追踪。在社区服务中心领到设备的75岁李姓老人高兴地向《环球时报》记者展示这款防疫利器。她说，因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她在疫情期间一直无法使用“合力追踪”应用，也不会扫码，“现在好了，出门挂在脖子上就行，心里踏实了”。
与这位老人一样，很多新加坡老年人面临着“数字化生存问题”。根据年的官方数据，新加坡年龄在65岁及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16%。为适应日新月异的数字化生活，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IMDA）早在年就推出“银发族资讯通信计划”（SII），通过银发族资讯中心、银发族上网热点、银发族资讯日和银发族资讯电脑奖励计划等，帮助老年人学习新科技，更多接触电脑与网络。
年，IMDA牵头推出“银发族资讯电脑咨询服务站”。根据该计划，20名训练有素的老人志愿者轮流接听两条热线，这群志愿者通晓普通话、英语、福建话、广东话及潮州话。他们对资讯科技颇有研究，而且在维修电脑方面也有一手。此外，IMDA在全岛12个银发族资讯站开办新的资讯课程，教导年长者如何在网上管理公积金户头、上网申请护照和通过云端科技发送照片给亲友。
新加坡一向有成为由数字创新驱动的领先经济体的抱负，近年来，为落实“智慧国家”愿景，政府与企业、社区和学校等合作，大力开展数字技术学习活动。年，IMDA扩展SII，推出电子付款体验之旅，协助50岁及以上老人掌握电子付款的技能。记者所在社区老人陈先生表示，“以前缴费之类都要去银行，有时要排很长时间的队。几十年来都如此，也不觉得什么。自从学会了手机缴费和转账，感觉数字生活真是神奇。”
今年，新加坡政府又成立数字转型办公室，宣布招募名“数字大使”，深入社区帮助约10万名老人掌握数字技能。这些“数字大使”会走进小贩中心、咖啡店与菜市场等，目标是在一年内让全新加坡约1.8万名摊贩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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