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视障人士的线上生活该怎么过，不是一个慈善问题、技术问题，而是一个认知问题。
文｜刘璐天
编辑｜姚胤米
上海封控期物资最紧缺时，无论杨欣才多努力，有视力障碍的他都不能顺利抢到东西。
用美团买橙子，要先进入买菜界面，听到“热带水果”，再双击进入“柑橘类”；“橙子”、“丑橘”、“砂糖橘”这些名称像乱码一样趴在外面，听不到对应的价格，只有“图片、图片、图片”的机械式重复。打开盒马，常会弹出图片广告，摸不到关闭按钮；进入店铺后，听不到部分商品信息；把橙子加进购物车后，如果想多点几份，“双击”可以添加，但页面上却不显示购买按钮。叮咚买菜可以摸到下单这一步，却选不了送达时间——能听见关于时间段的播送，但找不到可勾选的按钮。
想要获得物资，需要依赖邻居们的善意。在群里备注门牌号，标注“视障”。有人看到，会主动和他说，“我买了8斤牛肉，分4斤给你”。
封控期间，数十万上海视障人士遭遇和杨欣才一样的困境。平时互联网产品的无障碍化问题被放大。
技术并非难题。早在年，世界上第一个读屏软件已经诞生。年，Google和苹果也分别发布了专门针对Android和iOS系统的无障碍技术参考。公司只需在产品中为读屏软件留一个通道，并保证应用的每一次迭代更新都能紧密适配读屏软件，就足以解决杨欣才碰到的每一个问题。
技术问题之外，互联网产品的无障碍化程度依赖于公司决策者持续推进的决心、项目执行者平衡部门利益及解决冲突的智慧。
它不是出钱就可以扫除的慈善问题，也不是靠“运动式”改造就能一劳永逸的商业问题。它更多受制于社会层面上，立法、教育和系统性支持的缺位所带来的意识的缺位。
这些缺位经过旷日持久的代代传递，成为全社会合谋的“共识”：视障人士属于弱势群体，是需要正常人帮助的另一个世界的人。正是这种“不谋而合”，让技术无法看见视障者。无论技术的上限怎么更新，都无法拆除“正常人”和“视障人群”之间的隔离墙。
如何理解这一群人，决定了社会能为他们创造出一个怎样的世界。
视障人士用手机，困难比办法多
年底的一个午后，王笑的视网膜又脱落了。她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眼前的画面突然开始摇晃、发黄、模糊，直线变成曲线。视网膜脱落后，会像纸片一样晃动，成像也随之摇摆。手术必须尽快做，往眼球里注入硅油，借它的浮力把视网膜顶起来。
同样的状况，4年前也发生过一次。那年她还在读初三，坐在课桌前，一只眼睛的前面突然出现一颗怎么也抹不掉的水滴。老师以为这是学习压力导致的，给她吃了两副中药，但不管用。县医院技术条件不够，医院做手术。之后她听妈妈说，姥姥哭了；姥姥则说，是妈妈哭了。
王笑成为了一名弱视者。此后两年病情反复，她又做了六七次手术，眼睛时好时坏，人生的半径随视力的缩减而收缩。年底，她没能留住最后那点光明，成为一名真正的盲人。她开始学习各种永远生活在黑暗世界的方法。变化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也最日常的一件是：她从看手机、刷手机，变成了听手机。
王笑打开一个应用之前，都得先凭之前的记忆构建一个“心理地图”，想象各个功能键大概分布在什么位置。但她很快发现，即便面对最熟悉的应用，她也必须依赖读屏软件的辅助。为了提高效率，她把苹果系统自带的读屏软件“旁白（Voiceover）”的语速调至最快，一分钟大概听字，那是种快进视频时才会听到的含混不清的破碎语流。
最难适应的是网购。首先得耐心听完一串繁琐的商品名称，“三醋酸连衣裙缎面吊带裙女夏挂脖真丝纯色长款纯欲风XX同款”；商品详情多用图片展示，读屏软件不能准确识别图片里的文字，她只能通过阅读评论、问答和商品参数猜测裙子的具体式样。爱美之心不免失落。
同样住在上海的视障人士蔡东岳是一名AI辅具交互设计师，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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