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影金牌编剧赵冬苓
李九红（以下简称“李”）：赵冬苓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访谈。我们都知道，您是一位非常擅长主旋律作品和擅长人物塑造的编剧，像《红高粱》《青岛往事》《因法之名》等电视剧收视率和口碑都非常好，您的作品七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您个人也获得了华表奖优秀编剧、金鸡奖最佳编剧、百合奖最佳编剧、飞天奖最佳编剧等多个奖项。三十多年来您笔耕不辍，创作了多部佳作，在中国影视艺术的长廊中留下了一幅幅动人心弦的美丽瞬间。今天想就您这些年的创作经历来谈谈您的创作感受。
赵冬苓（以下简称“赵”）：之所以能有这些成就离不开观众的支持和喜爱，我很乐意和大家分享这些年来我创作得来的一点体会。
李：请问您是怎么走上编剧这条路的？您做编剧有什么秘诀吗？
赵：哪有什么秘诀。我从小就喜欢写作，但时代的无奈阻断了我们这代人当年的求学路。年我读初一，忽然没学上了，唯一的出路是加入“上山下乡”的“大军”。还算幸运，插队落户的时间并不长，三年后的春天，我就回城了，进入济南的一家经济单位做行政工作。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份工作体面又安逸，但我自己想起来，记忆里好像都是灰色的，每天都在做重复的事情。工作之余，我就写小说，但有时也苦于找不到创作方向，那是一个孤独且充满自我怀疑的过程，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这块料。因为喜欢写作，我也不知哪来的勇气，就给当时的山东省广电厅金厅长写了一封自荐信。半个月后，这封花四分钱寄出的信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厅里派人告诉我可以借调过去了。今天想起来都觉得像“天方夜谭”，我当时一没名气，二不认识领导，仅凭一封自荐信就调了进来，实在是太幸运了。就这样，我调入了刚成立不久的山东影视制作中心，就是今天的山东影视传媒集团，算是真正进入了这一行。
李：您一入行就是高起点，年，您写的第一部电视剧《大地缘》就荣获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赵：其实，这部电视剧的“出笼”颇为坎坷。这是一个写农业科学家改造盐碱地的故事，电视剧在当时基本没市场，剧本写出来也不知道找谁投资，为了资金我们花了很大力气，中间一度快绝望了。好在凭着信念坚持了下来，这部剧对我来说特别关键，假如当时放弃了，可能编剧梦也就破碎了。
李：纵观您的编剧作品，“主旋律”是您早期创作生涯的一个关键词，这一类作品对编剧的考验在哪里？
赵：在影视行业内，大家都知道，如何把握主旋律叙事，尤其是艺术地书写当代共产党人的先进形象，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艺术形象，一直是创作的难题。角度、切入点、叙事方式、人物的真实度和可信度都是挑战。《孔繁森》算是第一个这样的挑战。之所以写《孔繁森》，我是被他的故事感动了，记得当时去西藏采访时正巧赶上了他的追悼会，两个在他身边工作过的藏族青年哭得拖都拖不起来，我想，这个人身上肯定有些不寻常的东西。所以，我去了西藏、聊城和莘县采访，在创作过程中，我找到了孔繁森在事业和亲情之间的两难抉择，这种抉择带来的痛苦复杂的内心世界是矛盾的冲突点，捕捉到孔繁森身上家国不能兼顾的痛苦，写出来才能让观众和听众相信。之后我又接到写任长霞的任务，不能简单地把任长霞的英雄事迹重述一遍，这是不符合艺术规律的。我想要写出好的故事，任长霞做过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塑造人物形象。从这个想法出发，我从三个方面写任长霞：一个争强好胜性情执拗的人、一个如牛负重的局长、一个深于情专于情的女子，用两个案件贯穿起来写她生命中的最后36小时。
李：听说电影《郑培民》的制片方找到您时，已经换了几拨编剧，但都没创作成功，这时候压力大不大？
赵：记得当制片方来找的时候，《郑培民》的宣传已经接近一年，人们心目中郑培民的形象已经相对固定，接连换编剧都没能写成，创作的难度可想而知。曾经有位记者对我说：郑培民满足了她自幼对共产党人的一切想象。这一切，放在一个人身上，已经接近于完美，但在艺术上，却形成了空前的困难：没有冲突，没有矛盾，人物形象如何塑造？我们都有同感，有些生活中真实发生过的好人好事放到艺术中却变得虚假而不可信。所以如何让观众信服是个难题。在北京和湖南，我采访了郑培民的同事、下属、妻子、亲人，最终决定选择郑培民和一条路的关系构架剧本。这条路地图上没有，却是老百姓心中的“培民公路”。有了这条结构主线，他一次次为这条路奔波才有感染力。正如不是一切先进人物都适合搬上银幕一样，任何先进人物也都有成功搬上银幕的可能，关键是看你能不能找得到他的魂。除了英模外，凡人故事、民间形象也是我在展现主旋律题材时刻画的重点，我更喜欢书写小人物的故事。
李：您深入宁夏实地采访而创作的电影《上学路上》是这方面的早期代表作，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赵：这部电影原型是当年的新闻人物马燕，她出过一本畅销书《马燕日记》。年夏，我到了漫天黄土的宁夏西海固体验生活，那里被联合国认定为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五个人，一辆车，白天同颠簸，晚上睡通铺，早上只能用一瓶矿泉水洗漱。在大家眼里的苦，对一个编剧来说心里充满的却是难得的幸福之感。我们盘腿坐在炕头上，炕边上孩子们那一双双乌黑的眼睛很清澈，孩子们的父母在旁边诉说生活的艰辛，创作的灵感就这样撞到你面前，那是我们不深入生活根本捕捉不到的情感和故事。生活的一颗颗珍珠，就是这样等待着你用两只手从黄土中刨出来。在当地，一个小学生一个学期的学杂费只需要20块钱。在我国许多贫困地区，20块钱就能改变一个孩子的命运，也可能导致一个孩子特别是一个女孩子辍学。这种鲜明的对比和巨大的反差，给了我强烈的震撼，也给了我创作电影剧本《上学路上》最强烈的动力：我一定要把这种社会现实告诉大家。于是就有了王燕从十个鸡蛋开始，充满想象力的挣学杂费的故事。
李：电视剧《沂蒙》也是在这样的心路历程下应运而生的吧？
赵：在写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影视作品中，为领袖立传的作品屡见不鲜，而专门为普通百姓立传的作品却没有几部，更何况，我们免去了对号入座的烦恼，给自己一个纵横驰骋的天地。所以，就有了现在的《沂蒙》。在这部剧里，那些原本连名字都没有的普通人成了故事的主角，而罗荣桓、陈毅都成了群众。我到现在一直把《沂蒙》作为自己的代表作，我觉得这是自己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也是我从事电视剧创作以来，第一次当播出时我忠实地每天守在电视机前看自己的作品。一直到现在，我还对剧本里的每个人物念念不忘。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相信那些人都活过，并至今仍活在那片土地上，我甚至能感觉到他们的呼吸，这对创作者来说是种非常幸福的感觉。有些作品你写完，可能会觉得“这个故事不错”，只有《沂蒙》让我觉得把每一个人都写出来了，写活了。其实，写主旋律作品要求一点都不低，台词要能感动自己，也要能感动他人。不浮夸、不虚张声势、不假大空，是对观众和市场的尊重。
一块石头：必须搬着它一起走
李：纪录片《未被审判》和《潍县集中营》是您作品中比较独树一帜的代表，虽然是您创作中的意外发现，却也成为您编剧之路上的重要一笔，甚至是里程碑式的作品。
赵：年7月12日，我看到一则新闻，山东农民刘连仁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状告日本政府案一审胜诉了。当年，我们曾把刘连仁的故事拍成了长篇电视连续剧，后来，又为刘连仁拍过电视专题片，山东影视集团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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